从事文字的人，大都有一个共性：那就是一种对文字的强烈执着，对社会的独特观察，对民生的强烈关注。我一贯遵循“公正立世，以文会友，以诚待人”原则。近日见到一位在六十年代即酷爱写作的花甲老人，并得知他在六十年代就有多篇作品见诸各大报端的时，不禁为他的精神所感动，也为他的情愫所感染，更他的潇洒文笔所佩服。他的处世作风与我的处世宗旨可谓不谋而合，所以，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：那就是关注社会，关注民生，讴歌时代，鞭挞邪恶。当读到他近日所采写的这篇回忆通讯《难忘恩人马骥良》的文章时，我的心在震颤：好一位执着的程老师啊！更为程金库老师无限富有的深情而钦佩。现把程金库老师撰写的回忆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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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稿人：王一川
时于2008年五月九日

难忘恩人马骥良
每当我回到家乡,看到老宅上那三间海青瓦房,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段往事,更忘不了为建造这座房屋而呕心沥血的恩人马骥良。
马骥良是山西河曲县人，1941年参加革命，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等，屡建战功，曾任解放军驻豫某团政委。是他，改变了我的家境；也是他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说起这件事，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。那时，我还在上学。全家六口人挤在三间破堂屋里。听奶奶说，这土木结构的草房还是爷爷分家时盖的，当时就有40多年的历史。由于砖脚低，又因盐碱潮湿，到处是老鼠洞。虽经多次修缮，仍免不了屋顶漏雨、墙体裂缝。父亲生怕墙倒了,就用木棍顶住；屋顶漏了,就和些泥糊上。他也清楚这种“拄拐棍”、“贴膏药”的危房，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墙倒屋塌。那时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逢个好年景，把房子翻修一下，让一家老少有个安身之处。可是，对于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，正处在大轰隆年代的豫东农民来说，又谈何容易？由于土地瘠薄，加之多年管理不善，“种一葫芦、打一瓢”的现象屡见不鲜。“地缺肥料人缺粮，面朝黄土度饥荒。”这就是真实的写照。父亲年复一年的等呀、盼呀，这种好年景迟迟没有来到。
1964年，我应征入伍，才算暂时离开这危险的住所。可心里一直惦记着家里的亲人，就连做梦也不时出现墙倒屋塌的场面，常使我半夜惊醒。刚入伍时，虽然每月只有6元津贴，可是，我都要挤出5元寄回家。这些钱只能暂缓全家吃盐、灌油的困难，要是用到房子上只能是车水杯薪。再说，连饭都跟上不顿，哪还能挤出钱来盖房。所以，父亲的愿望一次次化为泡影，他只有望屋长叹。
正当乡亲们在贫困线痛苦挣扎的时候，盼来了社教工作队。1965年深秋，时任解放军驻豫某团政委马骥良当上了社教工作队长，带领队员们来到俺村——河南省商丘县王楼公社尚楼村（现梁园区水池铺乡）。据家人们回忆，工作组进村后，把行李一放，就去访贫问苦。当他们来到我家，马政委一眼就看到那三间破烂不堪的老堂屋。他无不担心地问我父亲：“老人家，房子都破成这样了，老少几口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”我父亲难为情地说：“早几年都想翻盖，就是凑不起钱。”马政委掰着指头算起了账：“你这两只绵羊羔，来年春天能卖100多元，你这头小猪能卖60多元，再说金库当兵虽然钱不多，他知道家里困难，能转借20多元，加起来将近200元，如果不够，我给你添上，说啥也要尽快把房子盖起来，免得全家人担惊受怕。”我父亲说：“别说没钱，就是有钱，俺一个农民也买不来砖、瓦、木料。”马政委说：“你放心吧，全包在我身上。”这几句简单的对话，我父母早己忘在脑后。可是，马政委牢记在心。第二年春季，社教刚结束，他就派车把砖、瓦、木料送到了家里。在当时，汽车开到农户家，还真是件新鲜事。顿时，整个村庄沸腾起来了，看热闹的人山人海。全家人看到这个场面，那种高兴劲就别提了。连我那七十多岁的老奶奶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。她一遍又一遍地对乡亲们说：“我活了几十年，没见过马同志这样的好人！”
第二天，我父亲马上卖东西、筹钱，带些土产品赶到部队，马政委说啥也不肯收，只留些砖瓦的成本钱。临分手时，一再嘱咐，回去快把房子盖起来，还非要给老人和孩子们带些糖果和点心。
回来后，我家就开始了扒房、垛墙等紧张的施工。这时，马政委已升任师政治部主任。他虽然整天事务繁忙，可始终把我家的房子挂在心上。一个月后，他估摸着房子快盖好了，就驱车来到我家。当他看到房子还没盖好，就问我父亲：“大爷，墙都干了，房子咋还没盖好？”我父亲说：“墙还没干透。”马政委说：“不对，我知道你们盖房不管饭，可抽烟也得不少钱，我看你是没钱买烟。”说实话，当时，我父亲还真是在为烟钱发愁哪。他忙说：“马同志，不是。”临走时，马政委还放心不下，亲自赶到公社，给我家申请100元救济款。有了买烟的钱，三间新房很快盖了起来。屋顶是大瓦苫房，小瓦调脊；房脊中间插面小红旗，随风摆动；旁边两只和平鸽，栩栩如生。房子盖得虽不算气派，但也坚固、亮丽，吸引着周围群众争相观看。我听说后，高兴得半夜没睡好觉；马政委听说后，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
现在，这座老屋依然还在，虽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没有了昔日的亮丽和风彩，更赶不上现代化的农家小楼，可在当时，却是十里八乡人们羡慕的好房。因在建造过程中，凝聚着军爱民的一片深情。它不仅是一位军队高级干部扶贫济困的历史见证；它更象一座丰碑，耸立在村民心中。
马政委不但在物质上给我家帮助，在思想和精神上也是如此。社教队进村时，我哥程金住刚逃荒回来。马政委看他老实能干，就建议乡亲们推选他当了生产队长；在社教期间，家里收到我的来信，都是马政委写回信，他勉励我当个好兵，争取立功受奖。这些关心和鼓励，成了我前进的动力，我不仅很快入了团、入了党，还连续多年被评为五好战士；后来，我从部队复员，又是马政委让人协调，使我顺利地当了工人。
如今，乡亲们早已过上了“点灯不用油、种地不用牛、吃面不发愁”的幸福生活。可是，人们咋能忘了过去？工作队进村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当时，俺队有30户、170多口人、200多亩耕地，只有一头半牲口（一头驴和一头瘦得用人抬的老牛）。春种秋收，全靠人拉犁子、拉耙、拉耧（播种）。到隆冬寒九，家家没有隔夜粮、户户没有隔夜柴。只好过着“吃粮靠返销、烧煤靠供应、花钱靠救济”的生活。
人们不会忘记，当大家挨饿受冻的时侯，是马政委一次次要回救灾粮、款，使大家吃饱、穿暖；人们不会忘记，当年春耕，马政委已40多岁，他拖着战争年代多处负伤的身体，肩挎军壶、穿着破汗衣，和乡亲们一起拉犁子、拉耙、拉耧，累得汗流浃背；人们更不会忘记，是马政委帮助跑贷款买回一批批牲口，把乡亲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；人们还不会忘记，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生产条件，是马政委带领乡亲们打机井、搞配套，早能浇、涝能排，生活一天天好起来。
在社教期间，马政委不仅真心实意为百姓办事，还认下一些“穷亲戚”。社教快结束时，他告诉我哥；“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，往后有什么困难一定找我，不要客气。”开始，我哥和乡亲们隔个一年半载，都要到部队去看望马政委，也给他添了不少麻烦。后来，不忍心再打扰他，去的就少了。可是，马政委心里一直放不下我那老实巴交的农民哥哥和乡亲们。1974年春，马政委要调外地工作，他专门捎信把我哥叫来。“金住啊，趁我还没走，咱们见见面，等走远了见面就难了。有啥事要办,只管说。”我哥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孩子大了，要盖房子娶媳妇。”马政委一听就明白，帮他买了砖、瓦、木料。分手时，还不忘给乡亲们问好。　
马政委换防到浙江不久，就升任了某军政委，后调任浙江省军区政委，1985年离休。因相距较远，我工作繁忙又家事缠身，一度与他失去了联系。1991年秋，我到南京曾找了好多干休所，转悠了两天，也没打听到他的消息。做人就要知恩图报、有情有义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找到恩人！后来，还是我那在南京上大学的儿子通过同学，才打听到马政委的下落。我万分高兴，连夜赶赴杭州见到了魂牵梦绕的恩人。　
自那以后，我们弟兄与马政委一直保持着联系。一句问候，一声道安，使老人家无比欣慰。马政委虽身在西子湖畔，但时常惦记着我们兄弟。1997年春，听说马政委想我哥了，我就领着他很快到了杭州。当时，马政委已七十多岁，依然精神矍铄。久别重逢，老人十分高兴。他冒着绵绵细雨陪我们游了西湖、看了岳庙、还逛了一些景点和商埸，并一同用餐。老人家见到他30多年前认下的“穷亲戚”，现在已是安居乐业，家境富裕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再三挽留。三、四天的美好时光过去了，马政委看我哥执意要走。就安排家人买了车票，并和老伴专门到商场给我嫂子买了件时髦的羊毛衫。临分手时，还要硬塞给我哥200元钱。他坚辞不要，老人家沉着脸说：“你带着礼物千里迢迢来看我，哪能不许我送点路费？”一句话说得我哥无言以对。打那以后，逢年过节，我们都要给马政委寄张贺年片，打个电话，对老人表示祝福和问侯。
一晃又过了十多个春秋，马政委已步入耄耋之年。去年9月9日，是他83岁寿辰。为了给老人家祝寿，我们弟兄没少费脑筋。一致认为，最好的表达方式莫过于肺腑之言。于是，就根据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，编了一副长联，请书法家写好、装裱后，我和弟弟代表哥哥及全家人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这礼物虽不贵重，但意义深远，它不仅表达了我们程家人的共同心愿，也是全村乡亲们的共同心声——
正联是：戌马一生驰骋疆场，屡建战功卓著辉煌；身居高官心系百姓，温饱冷暖常挂心上；同甘共苦耕耘播种，扶贫济困早奔小康；爱民传统发扬光大，德高望重人人敬仰。
付联是﹕永保本色福常在，功德济世寿延高！